今年9月底開始,華為公司所有工作滿八年的員工,在2008年元旦之前都要辦理主動辭職手續(xù),再與公司簽訂1至3年的勞動合同。此舉被認為是有意規(guī)避將于明年1月1日實施的《勞動合同法》。該法規(guī)定:“已在用人單位連續(xù)工作滿十年”或“連續(xù)訂立兩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”的員工,可與用人單位簽訂“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”。年終歲末,本報記者重新走訪了辭職事件中的親歷者。
“公司不是你們的家”很傷人
在這次沸沸揚揚的華為事件中,黃中(化名)是106名辭職員工中的一員。今年35歲的黃中在華為的工號是4位數,表明他是一個老員工。他回憶到,10月25日,他和同部門另外5名同事一起被他們的上級叫到辦公室談話。“我當時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,由于部門中我年齡最大,與幾位年輕同事比,顯得很鎮(zhèn)靜”。 黃中說,當時領導的一句“不要總談感情,公司不是你們的家”讓大家感到很傷心……
根據賠償原則,他能夠拿到24萬元。黃中用不大流利的普通話告訴記者:“對于我這樣一名老員工來說,24萬塊就相當于自己在華為一年的全部收入。”
10月28日,黃中到公司人事部辦理了離職手續(xù)。除了需要移交電腦等辦公物品外還簽署保密合同,并要附一份自愿離職申請,還有一份員工股票由公司保留6個月的協(xié)議。
“這只股票是公司內部用于分紅的股票,”黃中向記者解釋,“按照舊的薪酬體系,一個業(yè)務部門老總的月薪是3萬元人民幣左右,而一個中高級普通員工月薪可達到2萬元,他們級別之間的收入檔次就主要體現在股票分紅上。”根據股票保留協(xié)議:在接下來的競聘上崗過程中,如果6個月內沒能簽約,股票就不再屬于自己。
“有在華為的工作資歷,在深圳找份新工作并不難。”黃中告訴記者,就在10月到11月初,他前后接到一百多個獵頭公司打來的電話,有時候一天就接到十幾個。對方提供的職位多來自廣東本地電子信息企業(yè),也有上海、江浙甚至港臺等境外企業(yè)向他伸出橄欖枝。出于語言、生活習慣考慮,最終黃中選擇了深圳另外一家知名通信企業(yè)。
“拿到補償去逛了一大圈”
“好像大家都在拿華為競聘返崗說事兒,到底好不好,只有我們親自參與的職工最清楚。”剛從香港度假回深圳的老錢如是說。老錢1998年進入華為,如今是一個不折不扣的“老人兒”。從11月中旬開始,他拿到公司給的20萬元補償,之后利用20天帶薪假期他去了香港、澳門和新加坡逛了一大圈。
“我去香港給妻子買了一堆化妝品和新衣服,給孩子買了索尼新款游戲機,自己買了一臺佳能的專業(yè)相機。如果是在辭職前,我沒這個閑錢更沒時間。”老錢說,跟他一樣辭職返崗的員工基本都獲得數額不菲的補償,重新獲得相應的崗位,很多人還升了職。
據老錢講,目前華為基本恢復到辭職事件之前的狀態(tài)。“除了上周人事部公布了辭職名單外,已經好久都沒有提起辭職的事情了。”老錢笑笑說,“唯一不同的是,同事們多了個愛好——每天都要到天涯網上看看。”
《被告山杠爺》被定為培訓片
華為新入職員工,務必要先過培訓關。去年從北京大學畢業(yè)后,小趙進入華為工作。在提到自己參加過的入職培訓時小趙介紹說,新員工要上四門文化課程,每門課程的教材都很厚,包括各種文章和案例,有專門老師教授。每個新員工到華為都要配一個導師,導師就是老員工,給新員工講文化,講傳統(tǒng),講流程,解決思想問題和業(yè)務問題。
“老師也不容易,華為對導師有嚴格的獎懲措施,新員工出了問題要追究導師的責任。”小趙說,新員工看電影也是有講究的,華為指定了包括《被告山杠爺》這種激發(fā)人們對威權治理進行反思的電影。
對于華為對新員工的培訓,身為導師的老錢告訴記者,培訓很有必要,尤其是現在。“華為員工的平均年齡只有20多歲,80后一代成為員工的主要群體。對于華為來說,如何教育這些沒有受過嚴格的職業(yè)素養(yǎng)訓練、個人價值觀非常強的獨生子女,確實是一個新的難題。”
“最不能忍受公司的管理”
“上世紀90年代中期是華為迅猛發(fā)展期,包括銷售額、人員規(guī)模都在擴大,但1999年所有都止步不前了。”2000年,陳健離開華為選擇美國留學之路。
小陳說,他在華為做的工作極其無聊, 號稱高技術, 但你學不到任何前沿先進的技術。許多技術工作就是按協(xié)議照本宣科。“在這里做技術是沒有出路的,尤其現在幾乎沒有了加薪機會,要想發(fā)展只能走升官這條路。如果你的組織能力很強,為人圓滑,還可以有點發(fā)展, 但想進入公司上層是毫無希望的。”
“最讓我不能忍受的是,公司管理極其嚴格,不許用公司網絡收發(fā)任何與工作無關的郵件,不許共享任何可能泄密的文檔, 不許存有任何與個人工作無關的軟件……”小陳回憶說,自己有一次不小心給朋友發(fā)了一份郵件結果被扣了500塊錢。
如今,陳健已經定居美國,自己經營一家網絡公司。“平時還是很關注華為的信息,畢竟那是我第一次工作過的地方。”陳健說。
“本命年要么凡事特順,要么久走背字,我就是后者。”1998年從華為辭職后,小羅開始了薪水下滑的厄運。他選擇離開華為是為了去廣東某電廠。
“那時的想法很簡單,覺得民營公司不穩(wěn)當,想找個國家單位。”讓他沒想到的是,國企雖穩(wěn)定,但收入卻少。
小羅到電廠后第一個月收入不及原來在華為的一半。“身為技術人員,我一個月全部下來就4000多,而我們單位給領導開車的司機都能拿這個數,整天還能吃吃喝喝開著免費車。”
又過不到一年時間,小羅又去了深圳另一家國企。這次跳槽后,他每月的薪水降到3000多。小羅告訴記者,當初跟他一同進入華為的同事,現在每月收入都在兩萬以上,“后悔當初不該選擇穩(wěn)定。”小羅說。 本版撰文 晨報記者 王猛
記者手記
“辭職門”
事關居安思危
盡管之前“人心惶惶”,但從結果來看,7000人皆大歡喜的“辭職”或許與勞動合同法的尊嚴無關。作為取消“工號文化”的標志,任正非的001號工號可能隨辭職事件而易主,但他卻掀起了一場浩浩蕩蕩的人事變動,他第一次動了華為的“根”。
在企業(yè)家眼中,因為華為是非國企,又是行業(yè)主導,因此也只有華為才有如此魄力。在投資者眼中,辭職事件是任正非在挑逗輿論最終達到股票攀升、變相宣傳的目的。但任正非還是任正非!熟悉任正非的人對他的評價是善于搞運動,但運動具有兩面性,從另一方面看是一個清醒的頭腦在謀劃企業(yè)長遠發(fā)展而布下的一枚棋子。
既然辭職事件的成本高達10億,可以從容應對任何一個試圖懈怠的華為人,又何必如此興師動眾,損耗大量人力物力,并讓媒體和職能部門聞風而動外加膽戰(zhàn)心驚?
輿論解讀任正非的辭職門事件為“賠了夫人又折兵”。但我更愿意將其突然發(fā)起的7000人集體“運動”看成一個企業(yè)家居安思危的表現。當個人魅力遠去之后,一個企業(yè)最終還是要靠制度和企業(yè)遠景來延續(xù)。